1975年的麦芒是会说话的。
当六月的风掠过北大荒，千万根金黄的芒刺便在空中震颤出细密的声浪。
老支书说这是土地在咳嗽，保管员说这是麦子在报数，只有我们这些攥着镰刀的外乡知青知道，那是命运在磨牙。
我的第五个麦收季浸泡在柴油与碘酒混杂的气味里。
卫生所斑驳的药柜玻璃上，歪歪扭扭贴着"人定胜天"的标语，墨迹被雨水洇开，像西道黑色的泪痕。
窗外，东方红54型拖拉机正吞吐着黑烟，履带碾过场院时震得搪瓷缸在木架上叮当作响。
这声响总让我想起1969年离城那天的汽笛。
月台上，母亲的蓝布包袱里裹着红宝书和胃药，父亲坟头的青草应该己经长到第三茬。
十七岁的我还不懂什么叫"广阔天地"，只顾盯着车厢缝隙里忽明忽暗的铁轨，它们多像护士学校解剖课上摊开的肋骨。
"林知夏！
把止血粉递过来！
"春苗姐的呼喊惊醒了我。
她正给二柱子包扎被镰刀割破的虎口，发黄的纱布缠过青年农民古铜色的手腕，让我想起临行前夜偷偷拆开的录取通知书——那本该是缠绕在我生命轨迹上的缎带。
药柜最底层有个牛皮纸信封，藏着老支书去年冬至塞给我的入党申请书。
纸页边角己经卷曲，却比卫生所任何处方笺都沉重。
每当深夜给张寡妇家发癔症的孩子喂安神散时，我都能听见信封在搪瓷罐后面沙沙作响，像是某种蛰伏的蝉蜕。
此刻暴雨将至的麦田里，那些潜伏的声响突然全部苏醒。
麻绳勒进掌心的瞬间，我听见1970年开春时铁锹劈开冻土的脆响，听见1972年洪灾中倒塌的牲口棚在浪涛里呻吟，听见1974年冬夜王会计被批斗时，火把将雪地烧出黑洞般的伤口。
"一！
二！
三！
"号子声撞在云层上反弹回来。
拖拉机轮毂溅起的泥浆带着发酵的麦香，这味道比省城医院的消毒水更让我战栗。
五年前第一次跪在麦茬地里呕吐时，春苗姐掏出手帕给我擦嘴，那方绣着木棉花的帕子现在正垫在我医药箱底层，包裹着接生用的银剪刀。
油纸包拆开的刹那，时间突然坍缩成供销社柜台上融化的水果糖。
调令纸右下角的钢印在雨中泛着冷光，那圈齿轮状的凹痕让我想起母亲手术室的无影灯。
病历上"贲门癌"三个字被雨水泡涨，每个笔画都生出毛边，像极了插队第二年死去的耕牛眼角凝结的泪斑。
春苗姐的手指突然收紧。
她腹中的生命隔着潮湿的粗布衫传来搏动，让我想起暴雨前抢收的麦粒在箩筐里不安分的跳跃。
去年腊月给她接生头胎时，产婆说婴孩的哭声像新磨的麦面一样细软，我却在那团血肉里看见自己错位的倒影——如果五年前没有那场动员会，此刻躺在产床上的会不会是我？
晒场方向传来发霉的麦香。
那些来不及归仓的麦粒正在雨水里胀破表皮，白色胚芽如同无数挣扎的手臂。
拖拉机喷出的黑烟在空中扭曲成问号，老支书的蓑衣滴着水，在他脚边汇成小小的水泊，倒映着三十年前土改时分到第一垄地时的星空。
挎包里的麦穗标本突然变得滚烫。
那是1973年特大丰收时我偷偷藏下的，十二颗麦粒排列成钟表刻度。
此刻它们穿透帆布灼烧着我的髋骨，仿佛在提醒我：留在省医院病理科的那些青春，也正在某个福尔马林池里悄悄发芽。
更远处，知青点的煤油灯一盏接一盏熄灭。
去年返城的小刘留下半本《赤脚医生手册》，空白处写满对未婚妻的忏悔。
现在那些字迹应该己经被蟑螂啃食，化作冬夜里此起彼伏的咳嗽声。
而春苗姐窗前的红辣椒串永远亮着，像一串凝固的血珠，夜夜滴落在我的巡诊箱上。
雷声碾过天际时，我摸到了藏在胸口的钢笔。
这支英雄牌钢笔见过手术同意书上的生死状，也录过生产队仓库的收支账。
此刻它的金属笔帽正在雨中降温，而笔尖残留的蓝黑墨水，既写不全入党申请书的最后一个顿号，也描不圆病历卡上的诊断术语。
雨幕深处，二十岁的我和二十五岁的我迎面相遇。
一个背着印有红十字的药箱，一个拎着塞满教科书的网兜；一个在给难产的母猪注射催产素，一个在给癌细胞切片染色；一个手指缠着止血的蜘蛛网，一个手腕系着消毒棉线；一个在煤油灯下抄写《纪念白求恩》，一个在无影灯旁默诵希波克拉底誓言。
拖拉机的轰鸣突然拔高音调。
大牛抡起铁锤砸向履带，火星溅在潮湿的空气里，瞬间开谢成转瞬即逝的花。
王会计的算盘珠子在泥水里散落，十三年的工分账化作乌有，却比不过老支书从怀中掏出的怀表——表壳内层贴着泛黄的合影，那是我们第一次秋收后站在打谷场，十七张年轻的脸庞朝着三十七个不同方向。
当第一株麦苗从遗落的麦粒中破土时，春苗姐松开了我的手。
她的掌纹里淌着泥水，蜿蜒成我永远读不懂的等高线图。
调令纸上的公章正在雨水里晕染，那抹红色顺着我的指缝滴落，在黄土上砸出细小的坑洼，每个坑里都蓄着半轮破碎的月亮。
我知道，这场暴雨过后，有些麦粒会永远沉入泥土，有些胚芽将爬上晒场围墙。
而此刻卡在时代齿轮间的我们，终究要用年轻的血肉作润滑剂，在钢印与麦芒的撕扯间，碾出一条带血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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