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寒冬,一个女婴降生在一个清贫却温馨的家庭。
她的出生日期正是大年初二这注定了她一生过不了啥好日子了,吃的都是“陈菜”(没吃完第二天接着热的菜)她的父亲蔚蓝是码头工人,母亲秀兰靠缝补贴补家用。
破旧的竹编婴儿篮旁,两岁的姐姐蔚音正咿咿呀呀地逗弄着新来的小妹妹蔚琅,稚嫩的笑声驱散了冬日里的寒意。
晌午时分,母亲秀兰起身准备午饭。
简陋的灶台上,红薯是唯一的主角:红薯饼、红薯汤,汤里零星漂浮着几粒红薯,却己是这个家庭能拿出的最好食物。
父亲下工归来,带着一身寒气,却掩不住脸上的笑意。
他俯身看着摇篮中的小女儿,眼角的皱纹因笑容而堆叠,显得格外温暖。
此刻他的内心或许并不嫌弃她是个女儿吧!
这样的日子虽然清苦,却充满了平凡的幸福。
然而,命运在她两岁那年骤然转折。
那个清晨,父亲如往常一样出门上工,却再也没有回来。
顶梁柱轰然倒塌,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她不明白死是什么意思,她只知道父亲再也不能陪她玩了,她甚至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一首在哭。
不到一个月,媒人登门说亲。
对方是个三十多岁的老光棍,姓赵,家住柳树屯。
在离家五个小时车程的地方。
母亲看了看她的两个女儿,最终选择了改嫁了。
在这样的村庄里没有男人娘三会被饿死,或许人性本就如此危险时刻选择保存自己,对方不允许母亲带着她和姐姐,所以姐姐被留下和她一起生活。
父亲的兄嫂偶尔会来帮衬,教她们养鸡养鸭、生火做饭。
在失去父母的庇护后,她迅速学会了生活的技能:帮姐姐生火、赶鸡喂鸭,稚嫩的肩膀开始承担起生活的重担。
货郎摇着拨浪鼓经过村口那日,檐下的腌菜缸刚结出第一层薄冰。
姐姐踮脚往陶罐里藏红薯干时,听见货郎对隔壁阿婆说:“西边柳树屯老赵家添了个大胖小子。”
竹篾编的簸箕“哐当”摔在青石板上,晒了半月的红薯干滚落满地,姐姐却顾不得捡,赤着脚就往溪边跑——小妹正在那里捶打结着冰碴的粗布衣裳。
“娘生弟弟了!”
姐姐的声音惊飞了芦苇丛里的白鹭。
小妹呆立在刺骨的溪水里,冻得通红的手指还攥着捣衣杵,眼泪却己砸碎了水面薄冰。
她们连夜偷了婶娘藏在米缸底的半升糙米,用破头巾包着,像揣着两团火炭贴在胸口。
天未亮就出发。
露水浸透的草鞋磨得脚踝渗血,姐妹俩却不觉疼。
路过乱葬岗时,小妹突然抓紧姐姐的衣角:“阿姐,你说娘还认得我们吗?”
晨雾里传来早春的鹧鸪啼,姐姐把最后一口糙米团塞进妹妹嘴里:“娘床头挂着我们抓周时的虎头鞋呢。”
日头爬到正午时,她们终于看见青瓦房檐下飘着的红布条——那是生了男丁的人家才有的喜庆。
秀兰正在院中晾晒绣满百子图的绸缎尿布,发间别着崭新的镀银簪子。
看见两个泥猴似的女儿,她手里的铜盆“咣当”摔在井台上。
灶房里很快飘出久违的油香。
小妹扒着门缝偷看,母亲从黑陶罐里舀出雪白的猪油,肥肉片在铁锅里蜷缩成金黄的卷儿。
她忽然想起三年前那个雪夜,父亲把最后一块腊肉藏在她们枕头底下,自己嚼着草根说“爹不爱吃肉”。
“趁热吃。”
秀兰把蓝边海碗推到女儿面前,碗底沉着七八片油亮的五花肉。
小妹的筷子在碗沿磕出清脆的响,却见姐姐突然按住她的手。
顺着姐姐发颤的视线望去,里屋的紫檀木摇篮里,裹着锦缎的男婴正含着银匙子啼哭。
秀兰别过脸去催她们快吃。
小妹终于咬下第一口肉时,油汁顺着嘴角流到补丁摞补补丁的衣襟上。
她嚼得越急,眼泪就掉得越凶,仿佛要把这三年的委屈都嚼碎了吞进肚里。
姐姐却盯着母亲发间晃动的银光——那支簪子,本该是当掉给她们扯布做冬衣的。
回程的山路上,小妹蹦跳着说猪肉比梦里还香。
姐姐突然弯腰吐得天昏地暗,刚吃下的肉混着酸水染污了路边的野杜鹃。
当夜小妹发起高烧,腿上红疹在月光下像撒了把沾血的蒺藜。
而三十里外的青瓦房里,秀兰正对着半碗冷掉的猪肉垂泪——女儿们不知道,那碗底藏着她偷偷剪下的半缕银发。
这个小小的插曲,成了她童年记忆中一道淡淡的伤痕,却也见证了一个贫苦家庭在时代洪流中顽强求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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