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1年的一个清晨，白山脚下，黑水之畔。
雪下了一整夜，松花江面结了一层薄冰。
风从北边的林子吹来，夹着霜雪的腥气。
就在这片沉默的土地上，一间木头搭成的小学堂内，六张书桌歪歪斜斜地排列着，炉子里的火正烧得红旺，发出“噼啪”的声响。
站在讲台上的，是个年过五旬的老教师，姓贾，名广山。
村里人都叫他“贾先生”。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旧棉袍，袖口早己磨得起了毛边。
眼角有些浑浊，鼻梁上的老式眼镜总是滑下来几次。
他站在黑板前，一手握着粉笔，一手捏着一张发黄的课表。
那是他最后一节课。
“孩子们，”贾先生放下课表，缓缓开口，“今天我们不背《声律启蒙》，也不讲‘之乎者也’了。
我要和你们说一件……更大的事。”
六个孩子围坐在教室里，最大不过十三，最小的才九岁，都是村里的娃。
昨天，他们听大人说，隔壁镇子上“打仗了”。
一些兵穿着黄呢大衣，在火车站打死了人。
有人说，是“日本人闹事了”。
“你们知道什么是‘国家’吗？”
贾先生看着他们，声音有些发涩。
孩子们面面相觑。
坐在最前头的小胖子小声说：“是……是地图上的颜色。”
贾先生笑了，却笑得有些苦。
“国家啊，不只是地图上那块画出来的地皮。”
他顿了顿，“国家，是你家门前那条冰河，是你们祖坟旁的那棵老槐树，是你娘蒸的大饼，是你爹下地干活的锄头。”
“可现在，有人想把这些都抢走。
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地，是他们的‘满洲’。”
孩子们听不懂什么“满洲”，但他们知道贾先生的意思。
他们听过大人背地里讲：东北要被抢走了。
贾先生走下讲台，站在火炉边，看着那张老地图。
他的手在地图上缓缓移动，最后停在“奉天”二字上。
“我当年在奉天教书，那时这儿还有咱们自己的兵、自己的旗。
可前几天……日本人炸了柳条湖，说是咱们打他们，自己却拿着枪占了奉天，还说是‘为了保护自己’。”
“可谁来保护我们呢？”
一个女娃轻轻问：“先生，咱们的大兵不打他们吗？”
贾先生沉默了很久。
他抬起头，眼中仿佛藏着一场雪崩未落的山。
“打？
我们的大兵……奉了命，不能打。”
孩子们一下子都呆住了。
“不能打？”
小胖子惊呼，“他们都来了，还不能打？”
贾先生点头，声音低了下去：“有时候，不是不能打，是不敢打。
是怕打了，天下大乱。
怕……日本人更狠。”
那一刻，教室安静极了。
只有炉火“噼啪”地燃烧，像一首苍凉的战歌在雪地中慢慢燃起又沉寂。
“可记着，孩子们，记住你们的名字，记住你们的乡音。”
“哪怕有一天，这里变了天，他们教你们说别的语言，唱别的歌，你们心里，也要知道，哪一句，才是你娘教你的童谣。”
孩子们没有出声。
他们看着贾先生缓缓从柜子里拿出一本旧《春秋》，翻到一页，字己泛黄。
“孔子说：‘国之将亡，必多妖孽。
’你们不要怕这些‘妖孽’，只要记得你是谁。”
他停顿了一下，望向窗外。
“外面冷了，要下更大的雪。”
他转过身，把粉笔在黑板上用力一划，写下两个字：“勿忘。”
贾先生讲完这堂课的三天后，一列军列从奉天驶入，铁轨的震动传到这片村庄。
紧接着，是脚步声，是旗帜，是陌生的军号。
有人看见，一队穿着军服、讲着陌生话的士兵站在村口树下，拿着枪，看着雪地上的脚印，像在找什么。
贾先生没有逃。
他坐在书桌前，身板笔首，戴着那副快碎的眼镜，桌上放着那本泛黄的《春秋》。
士兵踢开门，进来搜查时，他缓缓起身，声音不大，却很坚定：“我是个教书先生，你们要搜，就搜吧。
我教的，是我们自己的字，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个年轻军官冷笑着问他：“你们的历史，能救你们吗？”
贾先生不答。
他伸出手指，指着黑板上的那两个字。
“能。”
那两个字，仍在雪后未干的黑板上：“勿忘。”
许多年后，这间木屋早己烧毁，只剩断垣残瓦。
松花江的冰年年消融又冻结，树木枯了又绿，可有人始终记得那个雪天的清晨，记得那个老先生，和他在雪地里讲述的——国家，乡音，和不该被忘记的名字。
哪怕霜雪压枝，哪怕群山无声。
有人记得，就还有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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