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命运的齿轮在 1958 年深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了青河村，公社干部们戴着红袖章，浩浩荡荡地进了村。
村口的大槐树下，挤满了看热闹的村民，大家交头接耳，脸上都带着不安的神色。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仿佛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那天，周明远正在耐心地教小徒弟揉泥，手中的刻刀 “当啷” 一声掉落在泥堆里，他抬头看着眼前的阵势，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果然，“明远窑” 被无情地收归集体，改名为 “跃进陶瓷厂”。
周明远被强行带去公社学习班，他临走时，眼神中满是不舍与担忧，回头望着那座倾注了他无数心血的窑洞，仿佛在与自己的孩子告别。
窑洞前的木牌被红漆粗暴地刷成 “破除封建迷信，打倒资本主义” 的标语，曾经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窑厂，瞬间变得压抑而冷清，仿佛一座被囚禁的牢笼。
窑厂内，原本忙碌的制瓷场景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混乱和沉寂。
工具散落一地，泥坯无人看管，渐渐干涸。
周素兰得知消息后，躲在窑洞后，含着泪画最后一批碗。
泪水一滴一滴地落在未干的釉面上，她却浑然不觉，只是机械地重复着手中的动作。
她的心中充满了悲伤和绝望，一边画一边想着曾经热闹的窑厂和如今的遭遇。
这些碗烧成后，碗底留下了点点褐斑，后来被人们称为 “泪纹碗”。
谁也没有想到，这些饱含着她悲伤与无奈的碗，竟成了十年后批斗会上的罪证。
周永年被分配到最陡的 “雷公田” 种水稻。
那片田位于半山腰，地势险峻，山路崎岖难行。
通往田地的小路狭窄又陡峭，稍不注意就有滑倒的危险。
每当雨水稍大，泥土就会被冲走，收成少得可怜，连交公粮都不够。
但他没有怨言，只是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收工后，都会绕到废弃的窑洞前，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野蒿从窑顶的裂缝中钻出来，在风中摇曳。
那一刻，他的心中满是苦涩与无奈，曾经热闹的窑厂，如今只剩下荒芜与凄凉。
他常常在窑前一站就是很久，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二伯周永安的遭遇更加悲惨。
这个在国军后勤处当过伙夫的汉子，被安上 “棒老二” 的罪名，脖子上挂着二十斤重的碎瓷项链游街。
那些瓷片是他当年在 “明远窑” 亲手烧制的，边缘锋利如刀，每走一步，就会在脖子上割出血痕。
染红的衣领晒干后硬邦邦的，像片烧糊的瓷釉。
他在游街过程中，忍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脸上满是痛苦和屈辱。
村民们看着他的遭遇，心中充满同情却又不敢出声。
1972 年冬夜，他蜷缩在牛棚里，带着无尽的屈辱和痛苦离开了人世，手里还紧紧攥着半块没磨平的瓷片，指缝里的血痂己经发黑，仿佛在诉说着他悲惨的一生。
他的离世，让周家人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也让青河村的村民们感到无比痛心。
周永年得知消息后，躲在房间里痛哭了一场，对未来感到更加迷茫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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