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良衬衫

楔子周明生七十三岁这年，把老伴从西山接回来了。老伴走了二十年，

骨灰盒在灵堂放了二十年。他每月十五号去交管理费，风雨无阻，二十年没断过。

管理员换了四茬，每一茬都认识他——不是因为他话多，是因为他每次交完钱总忘了签字，

要人追到门口喊“老爷子，签字”。今年三月十四号，他半夜醒来，

忽然想不起她的骨灰盒是什么颜色。他想不起来。第二天他坐了两个小时公交去西山，

站在灵堂里，看着那只颜色很深的旧木盒。木盒。旧的。边角磨圆了。没有雕花，没有装饰，

只有木纹。他站在那儿，像二十年前送她来时一样。管理员过来催，说后面还有预约。

他点了点头，没走。管理员又催了一遍。他转过头说：“我今天把她领回去。

”他不知道自己这句话想了多久。可能是二十年，可能是二十秒。说出来的那一瞬间，

他发现这两者没有区别。他把木盒抱在胸口，坐了两个小时公交回家。一路上他低着头，

没看窗外。到家他把木盒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他站在卧室中央，

发现自己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二十年。他每个月去看她，在灵堂坐二十分钟，

被管理员催走。他以为那就是“等她”。现在她回来了。他站在空荡荡的卧室里，

听见水管里有水声，楼上有人在走动。窗台上那盆绿萝的藤蔓垂下来，在风里轻轻晃。

他把它端过来，放在木盒旁边。“让她看看。”他说。这是他接她回家以后，说的第一句话。

他不知道的是，这盆绿萝，他养了二十三年。她走那年春天买的。卖花的问买给谁，

他说买给我自己。---周明生十七岁进厂那年，他爹说裁缝是门手艺，饿不死人。

他爹还说他手笨，学不会。他爹是木匠，一辈子跟木头打交道，手上的茧子比年轮还厚。

他看不上裁缝这行当，觉得针线活是女人干的，男人拿针，没出息。周明生不听。

他从小就喜欢布。喜欢布摊开时那股浆水味，喜欢剪刀裁开布匹时那道干脆利落的声响。

他娘有一台老式缝纫机，德国货，踏板踩起来咯吱咯吱响。她给家里人做衣裳，做被面，

做枕套。他趴在旁边看，一看一下午。他娘走的时候他十二岁。那台缝纫机卖了，

换了一口薄皮棺材。他爹说，你娘这辈子，就是让那台机器累死的。周明生没吭声。

五年后他自己进了服装厂，当学徒。师傅姓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裁缝，眼睛花了，

手还是稳的。他教周明生第一件事不是缝，是量。“裁缝这行，一量二裁三缝四熨，

”师傅说，“量错了，后头全是白费。”他给了周明生一把木尺。黄杨木的，老料，

泛一层暗的光。尺面磨得发亮，刻度淡得快看不清了。“我师傅传给我的，”师傅说，

“跟了我四十二年。你量过一万个人，再还我。”周明生接过那把木尺。他用了五十六年。

量过徐玉珍的肩宽、胸围、腰围、袖长。量过街坊邻居的衣长、裤长、领围、臂围。

量过一件没人来取的藏青色中山装，做了二十年，挂在衣架上等了二十年。

他记着每一个尺寸。但她的尺寸，他记得最牢。六十六年了。忘不掉。

徐玉珍是纺织厂的挡车工。周明生第一次见她，不是相亲那天。是1965年春天，

他十七岁，刚进厂第三天。那天他去纺织厂门口等人——厂里一位老师傅托他带话，

给他闺女。他在马路对面站了快二十分钟，等得腿酸。然后下班铃响了。人潮从厂门涌出来，

黑压压一片工装蓝。他眯着眼睛往里找，找那个师傅说的“扎两条辫子、穿灰褂子”的闺女。

没找到。但他看见了另一个人。她从人群里走出来，辫子很长，过肩，跑起来辫子在背上跳。

她边跑边回头，笑着喊后面的人，喊什么听不清。风吹过来。她按住辫子，

往他这边看了一眼。不是看他。是看身后叫她的同伴。他只是恰好站在那个方向。

她把辫子甩到背后，转身走了。周明生在马路对面站了很久。后来他才知道，

那个师傅的闺女根本不是她。他认错人了。但他记得那一天。1965年春天，他十七岁，

在马路边上站了二十分钟，腿酸。风把她的辫子吹起来，她按住，回头看了一眼。

他站在对面。他不知道她叫什么。不知道她是哪个车间的，不知道她多大了，

不知道她有没有对象。他只知道他记住了。第二年有人给他说媒。女方是纺织厂的挡车工，

比他小两岁，梳两条辫子，笑起来露一颗小虎牙。他去了。她躲在里屋门帘后面，

偷偷往外瞄。他假装没看见。但他认出来了。就是她。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回家以后，

把那块托人从上海捎来的的确良料子从柜子里翻出来。碎花的。他攒了三个月布票。

他给她做了第一件衬衫。肩宽、胸围、腰围、袖长——他凭记忆量的，一厘米没差。

后来他问她，你知道那天我站在马路边上吗？她说知道。他说那你当时看我了？她说没看。

但她知道有人站在那儿。他问你怎么知道。她没回答。过了好一会儿，她说：“风往那边吹。

我按住辫子的时候，闻见一股浆水味。”那是新布的味道。他在厂里待了一天，

身上全是那个味儿。他没再问。她把那件碎花的确良衬衫穿了二十三年。

1966年秋天他们结婚。没有彩礼，没有酒席，领完证在厂门口照了一张相。

她穿那件碎花的确良衬衫，他穿自己做的中山装。照相师傅让他俩靠近一点。

他往她那边挪了半寸，站得笔直，两只手不知道放哪儿，垂着，后来攥在一起。她歪着头，

露一颗小虎牙。快门响的时候，她忽然拽他袖子。“你看，”她说，“合不合身。

”他低头看自己，又看她。他说合身。后来那张相片洗出来，他的领子歪了一点，

她的头发乱了一绺。照相师傅问要不要重拍，她说不用了。她把相片收进抽屉里。

一收五十多年。---他们住在厂里分的筒子楼，十二平米，朝北，终年晒不到太阳。

厕所在走廊尽头，水房在楼下，冬天打水要排二十分钟队。她从来不抱怨。

她只是每天下班回来，把那件碎花衬衫脱下来，挂在门后。第二天早上穿上，再去上班。

周明生说，你再做一件吧，换着穿。她说不用，这件挺好。他知道她舍不得。

的确良是好东西，挺括，不易皱，比纯棉贵。

他攒了三个月布票才托人从上海捎回来那一块料子。一尺一厘都算得清清楚楚，

裁的时候手都在抖。她穿在身上，比什么都好看。后来日子慢慢宽裕了。他出师了，

能接外面的活了。街坊邻居都来找他做衣服，中山装、女式大衣、童装、旗袍。他手艺好，

收费公道，来的人越来越多。他说，我给你做件新的吧。她说，不急。等你不那么忙了再说。

他就真的等。等过了一个春天，一个夏天，又一个春天。他不忙的时候也有。但她总说，

不急。他以为她真的不急。1999年冬天，她躺在病床上，攥着他的手。

她说：“你那件中山装，领子磨毛了，我给你换一换。

”那是她这辈子跟他提的最后一个要求。他说：“不急。等你好了再换。”她没再说话。

第二天早上她走了。那件中山装他收进柜子最底层。再没穿过。她也没有给他换领子。

她走了以后他把缝纫机收起来。那台老式飞人牌，铸铁机身，黑漆磨掉了大半，

是她嫁过来时带的陪嫁。她用了几十年，皮带松了，踏板旧了，但踩起来还是稳的。

他把它擦干净，罩上防尘罩。一罩二十年。这二十年他学会了很多事。

学会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去医院开降压药。学会用自动洗衣机，

学会给绿萝浇水不看天数，学会每个月十五号去西山灵堂交管理费。他每个月十五号去，

风雨无阻。灵堂的管理员换了四茬。第一茬是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后来调走了。

第二茬是个胖大姐，干了五年，回老家带孙子了。第三茬是个小伙子，干了不到一年，

嫌工资低，走了。第四茬是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扎马尾辫，说话客气，

每次见了他都叫“周爷爷”。每一茬都认识他。不是因为他话多。

是因为他每次交完钱不在登记表上画勾，管理员要追到门口喊“老爷子，签字”。

他忘了二十年。不是记性不好。是那支笔递到手里的时候，他总要顿一下。

他总觉得下一秒钟，她会从里屋走出来，说：“老周，你又忘啦。”她说了二十三年。

他等她再说一次。有一回那个扎马尾辫的小姑娘问他：“周爷爷，您每月都来，

交的是谁的管理费呀？”他愣了一下。他发现自己说不上来她的名字。不是忘了。

是太久没叫过了。她走以后，他很少叫她的名字。他跟别人说起她，说“我那口子”，

说“我老伴”，说“她”。他对着空气说话，不说名字。因为他知道，叫了也没人应。

那天他在灵堂站了很久。然后他说：“徐玉珍。”声音很轻，像是怕吵着谁。小姑娘没听清，

问：“您说什么？”他摇了摇头。他把名字咽回去了。回家路上他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

看着窗外灰扑扑的街道。路过纺织厂旧址的时候，他忽然发现，厂门口那两棵槐树还在。

他让司机停车，下去了。他在槐树下站了很久。那年他们在这里照相，她辫子歪了，

他帮她弄。她笑他手笨。他站在树下。风还是从那边吹过来。他闻不到浆水味了。

有一年他收拾屋子，从柜子底层翻出那件碎花的的确良衬衫。叠得整整齐齐，领口有点发黄，

袖口磨薄了——她穿了二十三年，舍不得扔。他把衬衫贴在脸上。布料没有味道了。

洗过太多次，她身上那股肥皂香早就散干净了。他就那么贴着。贴了很久。

然后他把衬衫叠好，套上防尘罩，挂在衣架上。他挂在那排木头衣架的正中间。

旁边是他的中山装。再旁边是那件藏青色中山装，做了二十年，没人来取。

他每天从衣架旁边走过。二十年。那件藏青色中山装是给谁做的，他已经记不清了。

只记得是个男客人，四十来岁，说要穿去儿子婚礼。周明生给他量了尺寸，

肩宽、胸围、袖长、腰围，记在小本子上。客人付了定金，说两周后来取。两周后没来。

周明生打电话过去，电话是空号。他又等了两个月。还是没来。他把那件中山装挂在衣架上，

等着。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布料落了灰，他拿下来拍干净，再挂上去。二十年。

没人来取。他也没扔。他总觉得，万一哪天那人来了呢。万一他儿子结婚，

他需要一件新衣裳呢。做衣服的人，最怕衣服等不到人。可他等了一辈子。

周远山是隔壁刚搬来的年轻人。他敲门的时候周明生正在给绿萝浇水。门没关严，

一推就开了。“周师傅？我是楼下新搬来的，姓周。楼长说您这儿能改裤脚。

”周明生把水壶放下。“能。”他指了指衣架。那排木头衣架上挂着十几件做好的衣服，

落了薄薄的灰。“挑一件。改裤脚三十。”周远山没挑。他站在屋子中央，

看着墙上那些相框。“这是您太太？”周明生没说话。周远山等了等。然后他走到工作台边，

蹲下来。“周师傅，您这木尺，用了多少年了？”周明生低头看着手里的黄杨木尺。

泛黄的刻度，磨光的漆面。他没回答尺寸的事。他说：“我那口子走的时候，我坐在这儿，

心想：我这辈子量过成千上万个人的尺寸，记过成千上万串数字。肩宽、胸围、袖长、腰围。

每个人都不一样，我记在脑子里，从来不写下来。”他顿了顿。“她走了以后，”他说，

“我想量一量她。不知道她穿多大的衣服。”他的声音很轻。“我没量过。

一辈子也没想起来给她做一件。”周远山站了很久。然后他走过去。

他没有坐——藤椅边没有别的椅子。他蹲下来，蹲在老人面前，和他平视。

“您太太叫什么名字？”他问。老人看着他。“徐玉珍。”他说。“您给她做过衣服吗？

”沉默。“做过。”老人的声音哑了，“结婚那年做的。一件碎花的确良衬衫，她穿去领证。

后来日子紧，布料要省着用，都是给客人做。她说不急，等宽裕了再做新的。”他低下头。

“宽裕了，”他说，“她老了。尺寸变了。我说等有空了重新量。她说不急。

”他的手指停在木尺边缘。“她走得很安详，没受罪。我送的她。”老人的声音平静，

“我这辈子，量过那么多人，怎么就忘了量一量她。”周远山说：“您不是忘了。

”老人看着他。“您是以为还有时间。”老人没有回答。他的眼睛望着那一线光。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