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等了他三年，他不知道

1.我第一次见到阿贵，是在百乐门的后巷。那年我十七，在舞厅里给姑娘们梳头化妆。

民国十六年的上海滩，租界里的霓虹灯彻夜不喘气，舞女的眼泪比香水还廉价。

后巷堆着泔水桶，野猫翻找残羹。我收工从后门出去，撞见三个混混围着一个人揍。

拳脚闷响，那人缩在墙角，一声不吭。我想绕开，但脚底下绊住个东西——半截砖头。

后来我常想，要是那天没捡那块砖头，往混混脑袋上拍，后来的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

但我拍了。砖头碎成两半，混混捂着后脑勺回头，我转身就跑。跑出十几步想起来，

那人还在地上躺着。我又回去把他拖起来。他靠在我肩上，血顺着下巴滴，

腥气混着后巷的馊味。我架着他穿过两条弄堂，从后门进了我住的阁楼。

给他洗伤口的时候他没吭一声。我用烧酒擦他肋下的青紫，他攥着床板，指节发白，

牙关咬得死紧，就是不叫。洗掉血我才看清他的脸。眉骨有道疤，眼睛深，眼珠子黑得发亮，

像深井里的水，看不见底。“你叫什么？”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那天夜里他睡我的床，

我打地铺。阁楼窗户漏风，我用旧衣裳堵上，还是冷。听见他在床上翻身，我装睡。

天亮他走了。灶台上留了张纸条，压着我的木梳底下，就三个字：“我叫贵。

”我把纸条叠好，塞进枕头芯子里头。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百乐门新来的保镖。

大小姐从街上捡回来的，说这人能打，话少，养在门口看家护院正合适。大小姐叫贺曼丽，

老板的独女，刚从法兰西留学回来。烫着大波浪，嘴唇涂得血红，高跟鞋踩在大理石地面上，

笃笃笃，整个百乐门都得听那响声。她是我的恩人。我七岁被人贩子从苏北带到上海，

是她妈把我买下来，留在舞厅里打杂。老太太死了，大小姐接手舞厅，没赶我走，

还让我跟着老师傅学梳头化妆。我给她梳头，她对着镜子看自己，从不看我。“阿英，

”她说，“手轻点儿，我这头发丝根根都金贵。”我应着，手更轻了。阿贵站在门口，

背对着我们。他永远站在她看得见的地方，等她叫他。她叫他：“阿贵，去给我买包烟。

”他就去。她叫他：“阿贵，门口那个闹事的，丢出去。”他就丢。她从来不叫他名字，

叫了就一件事。他从来不说“不”，做了就回来，还站在原来的地方。我给他缝过一件衣裳。

那天他打架，袖子撕了个口子，露着胳膊。我喊他，他站住，我把针线拿出来，“脱下来，

我给你缝两针。”他站着不动。“我自己来。”他说。“你自己怎么来？咬了线头用脚缝？

”他不说话了，把衣裳脱下来递给我，光着膀子站在走廊里。我低头缝，

余光看见他盯着墙上的海报，喉结动了动。缝好了递给他，他穿上，扣扣子，说：“多少钱？

”我愣了一下，摇头。他看着我，那眼神深得看不见底。然后他走了。那天晚上我收工，

门口地上放着个油纸包。打开，是一块桂花糕，还热着。我抬头，走廊空荡荡，没人。

2.那年秋天，我开始攒钱。不是攒给自己，是给他。他的鞋底磨破了，

走在舞厅的大理石地面上，后跟那块快要透了。我见过他站在门口换脚，

把破了的那边抬起来，用另一只脚撑着地。我去城隍庙的鞋摊问过，补一双鞋底两毛钱，

买双新的一块钱。我一个月工钱三块，给大小姐买胭脂水粉要跑腿，给舞女们买夜宵要垫钱，

月底剩不下几个。我就把每天的饭钱省下一分，早上少吃一个包子，

晚上那碗阳春面不要浇头。柜子底下有个铁盒子，里头一毛两毛的硬币，慢慢堆起来。

天冷了，我看见他的衣裳还夹着单。保镖都穿黑布褂子，他的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

我去布店看，黑斜纹布一尺一毛八，做件褂子得要两尺半。铁盒子里的钱够买布了，

我又想给他买双鞋。那就再攒攒。冬至那天，大小姐请客，让我去厨房帮忙端菜。

我端着托盘进包厢，看见阿贵站在门口，背对着里面。包厢里烧着洋炉子，暖烘烘的，

大小姐和几个舞女在吃酒。她喝得脸通红，招手叫阿贵：“进来，站外头干什么，冷。

”阿贵没动。她站起来，走过去拉他胳膊，把他拽进来。“叫你进来就进来，木头似的。

”他站在她旁边，她按着他坐下，给他倒酒。“喝一口，暖暖身子。”他端着杯子，没喝。

大小姐凑过去，就着他的手喝了一口，仰着脸笑：“这样总行了吧？”那几个舞女捂着嘴笑，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把托盘放在桌上，低头退出去。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阿贵还端着那杯酒，大小姐凑在他耳边说话，嘴唇快贴上他耳朵了。他坐着没动，

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那天晚上我收工回到阁楼，从枕头里掏出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我叫贵。”我知道你叫什么。我还知道你每天早上几点到舞厅，先在后巷抽根烟再进去。

知道你站在哪个位置，面朝哪个方向。知道你打架的时候右手比左手狠，

因为右拳收回来得快。知道你身上有几道疤，哪道是旧的，哪道是新添的。我把纸条叠好，

放回枕头里。铁盒子里已经有两块三毛钱了。够买布，够补鞋底，还能买一双新鞋。

过了年就给他。腊月二十三，小年。舞厅歇业半天，大小姐让厨房煮了饺子，叫大家吃。

我端着一碗饺子，站在走廊里吃。阿贵站在后门边上，背对着里面，也在吃。他吃得快，

三两口一碗，筷子往窗台上一搁。我想过去，把那碗饺子给他。我的碗里肉多，

他的碗里我看见过，就三个。但我没动。大小姐从楼上下来，披着狐皮大衣，拎着小皮包。

“阿贵，陪我去趟霞飞路，买点东西。”他把碗放下，跟她走了。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雪下起来了，落在他们踩过的脚印上，一会儿就盖住了。

我把那碗饺子吃完了。肉馅儿在嘴里嚼着，没尝出味儿。3.开春的时候，大小姐找我说话。

那天她让我给她梳头，梳着梳着，她从镜子里看我，忽然笑了。“阿英，

你天天给那些舞女梳头，自己也不收拾收拾，头发都毛了。”我低头说：“干活儿的人，

收拾那么齐整干什么。”她转过身来，看着我。那眼神我后来想了很多遍，当时没看懂，

只觉得后脊梁发凉。“你今年十七了吧？”她问。“是。”“十七了，该懂事了。

”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坐在她旁边，“阿英，我跟你说句体己话。你是我妈买回来的，

我没把你当下人看。你要明白，你在这个家，有吃有穿，比外头那些卖笑的姑娘强多了。

”我说我明白。“明白就好。”她拍拍我的手，“有些东西，不该你想的，别想。有些人，

不该你惦记的，别惦记。记住了？”我低着头，看着她的手。她手指上戴着个翡翠戒子，

绿得发亮。“记住了。”“去吧。”我走出去，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阿贵站在老地方，

背对着我。他听见脚步声，没回头。那天傍晚，我在后巷倒垃圾，迎面撞上个人。

我低头让开，那人却站住了。“你是这里的帮工？”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

个子高，瘦，眉眼里没什么表情，但眼睛亮，像夜里头海面上的灯。我点点头，想走。

他又问：“这里有个叫阿英的姑娘，你认识吗？”我愣住了。“我就是。”他看着我，

那眼神有点奇怪，像是打量，又像是确认什么。然后他从怀里掏出块怀表，看了一眼，

揣回去。“没事了。”他说，转身走了。我站在后巷，半天没动。野猫从泔水桶上跳下来，

喵了一声，跑远了。晚上我给大小姐梳头，随口说了一句：“今天有个男人问我名字。

”大小姐手里的粉扑停了。“什么样的男人？”“穿灰长衫，高个儿，眼睛亮。

”她沉默了一会儿，从镜子里看我。那眼神我认识——不是看我，是在想别的事。

“他跟你说什么了？”“就问是不是叫阿英，我说是，他就走了。”大小姐把粉扑放下，

“行了，你出去吧。”那天晚上我回阁楼，路过舞厅前门，看见大小姐站在霓虹灯底下，

跟一个人在说话。霓虹灯一闪一闪的，看不清那人脸，只看见灰长衫的下摆。我上了楼，

从窗户往外看。他们还站在那儿。大小姐笑着说什么，那人侧着脸听，始终没笑。

后来那人走了。大小姐站在灯底下，抽了根烟才进去。4.四月十六，夜里十点。

枪响的时候，我正给红牡丹卸头面。她头上那支点翠凤钗刚摘下来，外头就跟炸了锅似的，

尖叫、砸东西、脚步声，混成一片。红牡丹脸色刷白，抓着我的手：“出事了！

”我跑到走廊里，看见舞厅里的人往外涌。有人喊：“帮派火拼！快跑！”后门被堵住了，

前门也挤满了人。我被人流裹着往外推，脚不沾地。有人在哭，有人在骂，

有人的鞋被踩掉了，弯不下腰去捡。出了门，街上全乱了。两拨人在马路中间打，

砍刀片子晃得眼晕。有人倒在血里，旁边的人从他身上踩过去。我贴着墙根跑，跑到巷子口，

被人一把拽住。阿贵。他脸上有血，不是他的。他攥着我手腕，力气大得发疼。“跟我走。

”他拉着我穿过巷子，绕到舞厅后面。那里停着一辆车，大小姐坐在后座，脸埋在阴影里。

阿贵把我推到车边，对司机说：“开门。”后座门开了，大小姐往里边挪了挪。

阿贵推我上去，自己坐到副驾驶。车开起来，我喘着气，头发散了，手在抖。

大小姐递过来一块手帕，我没接。“没事了。”她说。我看着窗外，街灯一盏盏往后退。

阿贵的后脑勺在我前面，一动不动。车开到法租界边上，停在一栋洋房门口。大小姐下车，

我跟在后面。阿贵站在车边，没进去。洋房里有人接她，一个穿西装的男人，

说着我听不懂的话。大小姐回头看了我一眼，对那男人说了什么，男人点点头。她进去了。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往哪儿走。阿贵还站在车边，点了根烟。“我怎么办？”我问他。

他抽着烟，没回头。“回舞厅去，”他说，“明天就没事了。”“你呢？”“我守着她。

”烟头的红光在夜里一闪一闪。我看着他的背影，想说什么，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我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听见他在身后说：“路上小心。”我站住了，没回头。等了等，

他没再说话。我继续走。走回舞厅那条街，火并已经散了。地上有血，有鞋，有砍刀。

巡捕在拉警戒线，有人抬着担架往外走。我在警戒线外面站了很久，直到有人拍我肩膀。

回头，是那个灰长衫的男人。“跟我走。”他说。5.我没跟他走。他也没强迫我，

就站在旁边，等巡捕撤了警戒线，看着我进了舞厅。舞厅里一片狼藉。桌子翻了，

酒瓶子碎了，彩灯掉在地上，还在一闪一闪。我上楼回阁楼，把门闩上，坐在床上，

一夜没睡。天快亮的时候，外头又乱了。这回是枪声，比昨晚更密。我从窗户往下看，

街上跑着人，有穿制服的，有穿便装的，分不清谁是谁。有人砸门。“开门！巡捕房查房！

”我打开门，两个穿黑制服的冲进来，翻了翻柜子，掀了掀床单。

“楼下那个化妆的丫头是不是你？”“是我。”“跟我们走一趟。”我被带到巡捕房，

关在一间屋子里，从早上等到天黑。没人来问话，没人送吃的。墙上有扇小窗户，

能看见外头天黑了又亮，亮了又黑。第二天夜里，门开了。进来的是那个灰长衫男人。

他换了身衣裳，还是灰的，这回是西装。“可以走了。”他说。我站起来，腿麻了，

扶着墙站了一会儿。他等着，没催。“你是谁？”我问。“陈铭生，法租界巡捕房探长。

”他掏出证件给我看了一眼，“走吧，外面有车。”“去哪儿？”他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我读不懂。“我家。”我没动。“你在上海还有地方去吗？”他问。我想了想，摇头。

“那就走。”他转身往外走，我跟在后面。车停在一条安静的弄堂口，他带我进了一栋小楼，

二楼。屋里很简单，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柜子。“你先住这儿。”他说，

“厨房在楼下，米和菜都有，自己做。”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是那块怀表。“认识吗？”我走近了看。黄铜表壳，

磨得发亮，表盖上刻着一朵花，看不清是什么花。我摇头。“你母亲的东西。”他说，

“她死前托人带到上海，让我找到你。”我愣住了。“你母亲叫阿秀，苏北人。民国六年，

她在上海生下你。你爹死了，她一个人养不活你，把你卖给了一个舞厅的老板娘。

后来她一直在找你，找到的时候，她已经不行了。”他说话的时候没什么表情，像在念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