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我要去个打针不疼的地方。，。”——。---
铁皮月饼盒上的嫦娥褪了色，云朵斑驳成铁锈的赭红。搬家扫尾的灰尘在午后斜射的光柱里沉浮，带着旧纸张特有的、微甜的臭味。我坐在地板上，四周是更庞大的废墟——捆扎好的书籍，蒙着白布的家具，三十岁人生的一次仓促迁徙。这盒子卡在五斗橱和墙壁的缝隙里，被遗忘得如此彻底，以至于我花了点力气才把它撬出来。指腹蹭过盒盖边缘，冰凉，粗糙，沾着一层薄灰。
打开时，合页发出干涩的“吱呀”一声。里面没什么稀奇：几枚生锈的纪念章，一沓用皮筋捆着、卷了边的奖状，几张模糊的集体照，一个装着干枯叶标本的塑料袋，还有那副断了腿、用胶带歪歪扭扭粘了好几层的塑料框眼镜。童年似乎就被这些轻飘飘的遗物概括了。我意兴阑珊地拨弄着，直到指尖触到盒底一个微硬的突起。
是一小叠裁切得歪歪扭扭的练习簿纸，对折着，边缘被岁月腌渍出均匀的焦黄。我抽出来，展开。
字是铅笔写的，用力很深，几乎要划破纸背，但笔画歪斜，带着儿童特有的那种稚拙和吃力。有些字用了拼音，或者画了简单的替代符号。
“林小川（我的名字被画了个圈，旁边有个箭头指着他自已的名字：陈太阳）收。”
“我要去个打针不疼的地方了。”
看到这一幕，我心脏莫名漏跳了一拍。灰尘在光柱里旋舞得更急了。
“妈妈说那里很远，没有消毒水味道，窗户外面一直是晴天。我的玻璃珠，埋在我们‘老地方’那棵大松树下面，左边第三块石头底下。你能赢回去的话，就归你啦。不许耍赖。”
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只有那个他永远引以为豪、写得比其他字都大些的名字：陈太阳。
纸的背面有内容。我翻过来。
是蜡笔画。颜色涂得很厚，赤红的太阳，金黄的、线条粗硬的 rays（光线），一片翠绿得过了头的草地。草地上，两个手拉手的小人，一个用棕色涂了头发（是我），一个顶着个刺猬似的黑发（是他）。他们面前，是一扇门。门被涂成了明亮的、几乎要跳出纸面的鲜黄色，边缘还小心地描了一圈歪歪扭扭的金色，仿佛那门自已在发光。门里是一片空白的、没有涂色的病房轮廓，有床，有柜子。门楣上，他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一样的太阳图案。
握着纸页的手指有些发僵。一个极其久远、早已沉入记忆深潭底部的名字，带着那个年代夏天灼热的气息、消毒水刺鼻的味道，以及一种尖锐的、被漫长时光磨钝了的疼痛，缓慢地浮了上来。
陈太阳。我的小学同桌。二年级下学期转学来的。
第一次见面就不怎么愉快。班主任领着他进来，是个瘦小的男孩，脸色有种不健康的苍白，眼睛却很大，亮得有点硌人。他剃着短短的平头，像只警惕的小刺猬。“这是新同学，陈太阳。大家欢迎。” 稀稀拉拉的掌声。老师环视教室，然后指向我旁边空着的位子，“你先坐林小川旁边吧。”
他抱着新书包挪过来，动作有点慢，坐下时，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类似医院的味道。他没看我，自顾自摆弄铅笔盒。课间，后排的“大熊”（我们根据体型私下起的外号）晃过来，故意撞了一下我们的桌子，他的铅笔盒“哗啦”掉在地上。“哟，病秧子，小心点啊。”大熊嬉笑着。陈太阳没说话，蹲下去捡，手指有点抖。我不知哪来的冲动，腾地站起来，“你才要小心点！”大概是我平时还算“老实人”，突然的爆发让大熊愣了一下，嘟囔着走开了。
陈太阳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双过分明亮的眼睛里没什么表情，然后把捡起的铅笔盒轻轻放好。我们之间依旧没说话。但那天放学，他慢吞吞收拾书包，等我差不多收拾好时，他突然从书包里摸出一颗玻璃珠，递到我面前。是颗“猫眼”，澄澈的茶色底子，中间一道灿烂的金黄色，在夕阳里流光溢彩，比我见过的所有玻璃珠都漂亮。
“给你。”他说，声音不高。
我愣住了。“为什么？”
“你上午……”他顿了顿，似乎找不到词，“……挺够意思。”他把玻璃珠塞进我手里，指尖凉凉的。“你会弹吗？”
我们之间的坚冰，从那一刻起，被一颗流光溢彩的玻璃珠凿开了一道缝。缝隙后面，是一个我从未接触过的、奇特又孤独的世界。
陈太阳确实是个“病秧子”，这是很快公开的“秘密”。他经常请假，一请就是好几天甚至一周。回来时脸色似乎更白一点，嘴唇也没什么血色。但他从不提生病的事，谁问，他都用那双亮得过分的眼睛看着对方，直到对方讪讪移开目光。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只在背后偶尔议论。
他聪明得有点吓人。尤其是数学，老师还没讲完，他好像就已经会了。他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识，知道怎么根据树叶判断方向，知道蜗牛到底有多少颗牙齿（虽然我严重怀疑他在胡诌），还会用草茎编出复杂的小动物。但他体育课永远在树荫下看着，校运会更是与他无关。他的“老地方”，是学校后围墙外那片荒废的小土坡，坡上有棵孤零零的老松树，树下散落着几块大石头。他说那里安静，能听见风声和虫子叫，而不是“教室里吵死人的嗡嗡声”。
我们很快成了秘密盟友。课间，我们溜到“老地方”，蹲在松树下玩玻璃珠。他的弹珠技术出神入化，准头好得不像话。我的玻璃珠总是很快输光，然后又被他以一种“借给你，下次赢回去”的方式还回来几颗。他的玻璃珠收藏是个宝藏，装在一個旧茶叶罐里，有纯色无暇的“清冰”，有里面嵌着七彩螺旋的“旋涡”，有像琥珀一样裹着花瓣的“景致”，当然，最珍贵的还是那颗“猫眼”。他说那是他爸爸以前从外地带回来的。
除了玩弹珠，我们更多时候是坐在石头上，漫无边际地聊天。他告诉我，他讨厌医院，讨厌打针，讨厌消毒水的味道，那味道让他想起“关起来的白盒子”。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去一个永远不用打针、没有消毒水味的地方。“可能在海边，”他看着远方，眼睛映着天空，“也可能在很高的山上，云从脚底下飘过去。”他说这些话时，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点憧憬，不像个小孩。
作为回报，我给他讲我暑假去乡下外婆家的趣事，讲怎么在小河里摸鱼，怎么爬上高高的桑树摘果子，讲夜晚的萤火虫和吓人的鬼故事。他总是听得很认真，眼睛一眨不眨，听到好玩的地方，会露出难得的、浅浅的笑容，苍白的脸颊上泛起一点点极淡的红晕。有时候，他会突然咳嗽起来，咳得很急，脸憋得通红，瘦小的肩膀剧烈耸动。这时他会别过脸去，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药瓶，倒出药片干咽下去。我手足无措地站在旁边，只能等他平静下来。他从不让我帮他拍背，也不多解释。
有一次，他请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假。再回来时，人更瘦了，眼下的青黑很明显。那天放学，我们照例去了老地方。他没拿出玻璃珠，只是靠在松树干上，看着天边火烧一样的晚霞，看了很久。然后他说：“林小川，要是我以后不来了，我的玻璃珠都归你。”
我正用树枝挖土玩，闻言愣了一下，“你要转学？”
他摇摇头，没说话。
“那你瞎说什么。”我莫名有点烦躁，“赶紧的，今天非把你那颗‘火焰山’赢过来不可。”
他笑了笑，没接话，只是从书包里拿出那个旧茶叶罐，把里面的玻璃珠全都倒在铺平的落叶上。五颜六色的珠子在夕阳下闪烁着梦幻般的光泽。“挑一颗吧，”他说，“送你的。”
我隐约感到不安，但说不清为什么。我挑了一颗最普通的乳白色“牛奶珠”。“就要这个。其他的你好好留着，下次我还要赢呢。”
他仔细地把其他珠子收回去，盖上盖子，递给我：“你先帮我保管。”
我没接，“你自已保管。”
他的手固执地伸着。最后，我还是接了过来，铁皮罐子冰凉。“说好了，只是保管啊。”
“嗯。”他点点头，又看向晚霞，“保管。”
那之后，他似乎好了一阵子，又能经常来上学了。我们还发明了新的玻璃珠玩法，用树枝在泥地上挖出复杂的迷宫和陷阱。有几次，他甚至尝试着跟我一起慢跑了几步，虽然很快又喘着气停下，但脸上有种兴奋的光。
变故发生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星期三下午。第二节课是美术课，我们正在画水彩。他突然碰了碰我的胳膊，声音很轻：“小川，我有点晕。”
我扭头，看见他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脸色白得像纸，握着画笔的手在微微颤抖。
“要报告老师吗？”我小声问。
他摇摇头，努力想坐直，但身体却开始不受控制地往一边歪斜。画笔“啪嗒”掉在地上，溅开一团刺目的鲜红，像血。
“老师！”我吓得猛地站起来，声音都变了调。
教室里的嬉闹声戛然而止。美术老师快步走过来，扶住他。他闭着眼睛，眉头紧锁，似乎很痛苦。老师摸了摸他的额头，脸色凝重起来，立刻让班长去叫班主任。班主任匆匆赶来，看了一眼，二话不说，背起他就往外跑。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站在原地，看着老师背着他消失在教室门口，看着他掉在地上的、还没来得及盖上的水彩颜料盒，那滩红色格外刺眼。
他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班主任在早自习上，用很简短、很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们，陈太阳同学生病住院了，需要长期治疗，暂时不能来上学了。教室里有短暂的寂静，然后窃窃私语声像潮水一样漫开。大熊他们脸上甚至有种“果然如此”的神情。我心里堵得难受，想问什么，却发不出声音。那罐玻璃珠，还沉甸甸地躺在我的书包夹层里。
我去过几次“老地方”。松树依旧，石头依旧，风声依旧。我蹲在我们常蹲的位置，用树枝无意识地划着土，期待某个熟悉的身影会像从前一样，慢吞吞地从围墙缺口钻进来。但一次也没有。我把玻璃珠罐子埋在了左边第三块石头下面，想着，等他回来，我们再挖出来，继续我们的游戏。
日子一天天过去，关于他的议论渐渐少了。一个学期结束，新学期开始，我有了新的同桌。那个苍白、安静、眼睛很亮、玻璃珠弹得特别好的男孩，好像逐渐变成了一个模糊的符号，沉在了记忆的底层。只有偶尔看到别人玩玻璃珠，或者闻到类似消毒水的气味时，心里会掠过一丝淡淡的、说不清道不明的怅惘。我后来甚至慢慢忘记了那个埋罐子的确切位置，或者说，是强迫自已忘记了。童年似乎有种本能，将过于沉重和无法理解的事物悄悄掩埋。
直到此刻。这张脆弱的、发黄的纸，像一枚埋藏了二十年的定时炸弹，在我三十岁、忙于构筑所谓成年生活的这一刻，毫无预兆地引爆了。
“我要去个打针不疼的地方了。”
不是转学。他早知道。他是在告别。用他唯一擅长的方式——一颗玻璃珠，一个约定，一幅笨拙的蜡笔画。画里，我们手拉着手，站在那扇他想象中会发光的、通往“没有消毒水味道”的地方的门口。他把离别，画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一起”。
我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膝盖撞到旁边的纸箱，发出一声闷响。灰尘在骤然紊乱的光线中疯狂舞动。我需要空气。我抓着那张纸，几乎是踉跄着冲出了堆满杂物的房间，穿过尚且整洁的客厅，推开阳台的门。
午后的风扑面而来，带着城市熟悉的浑浊气息。远处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冰冷的光。我扶着栏杆，大口呼吸，试图压下喉咙里那股尖锐的酸涩和胸腔间剧烈的撞击感。阳光刺眼，我低下头，目光再次落在蜡笔画上那两个手拉手的小人，那扇被他用心描上金边、仿佛蕴藏着全部希冀的发光门。
老地方。松树。左边第三块石头。
我的小学，那片区域，早在很多年前就因城市扩建被推平了，连同后围墙、小土坡、老松树，一起变成了某个新建小区的地基。即使没有推平，三十年时光，足以让孩童记忆里的坐标模糊成一片荒芜。
我再也找不到那棵树，那块石头，那个旧茶叶罐，以及罐子里他视若珍宝、最终托付给我的五彩玻璃珠了。
他没能赢回去。我也永远赢不回来了。
风把手中的纸页吹得哗啦轻响，仿佛一声遥远而细微的叹息。我慢慢将纸重新折好，握在掌心。那粗糙的纸质摩擦着皮肤，像一个迟到了二十年的、冰凉的握手。
原来有些告别，没有声音，却震耳欲聋。有些约定，未曾说出，却需要用一生去发现，然后，用余生去体会它的重量。
我靠在栏杆上，望着眼前这座他从未见过的、庞大而陌生的城市。夕阳正在落下，给天际线镀上一层暖金色的边，像极了蜡笔画里，那扇门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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