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
我看着她。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
“好。”
她亲了我一下，站起来，去换衣服了。
我继续吃早餐。煎蛋凉了，蛋黄凝固，吃起来有点腥。但全吃完了。
在凉山，鸡蛋是稀罕东西，要留给阿达和妹妹。我从小就知道，不能浪费食物。
2 块
那张名片是什么时候到我口袋里的，记不清了。
只记得是那个展览开幕的晚上——一个光头男人递给我的，说他在做一个项目，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边缘群体”，想聊聊我的故事，有偿的。
我接过来，塞进口袋，再没看过。
但有时候半夜醒来，会摸出来摸摸。烫金的字，某个艺术机构，某个不认识的名字。光头男人的脸已经记不清了，但话记得清楚：“你的故事很有价值。”
价值。
我拉龙的故事，值多少钱？
这个问题想过很多次。但每次想，都会想起另一件事——想起我是怎么从凉山出来的，想起那趟绿皮火车，想起阿妈站在村口的那个早上。
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凉山的夏天，天亮得晚。
那天早上我醒的时候，火塘里的火还没灭。阿妈蹲在火塘边，往里面添柴，火光映在她脸上。
“醒了？”她没回头。
“嗯。”
我坐起来，披上衣服，凑过去，伸出手让火烤着。
阿妈没说话。她从来不主动说话。那天她手里的柴添了又添，就是不放进去。
“阿妈，”我说，“阿呷哥昨天来说的事，我想好了。”
她的手停了一下。
“我去。”
柴掉进火里，溅起几点火星。阿妈没抬头，但眼眶红了。
“北京远。”她说。
“远也得去。妹妹要上学，阿达的病要花钱。”
阿妈不说话了。她站起来，走到角落，翻出一个布包。蓝布，绣着花，洗得发白。从里面掏出一沓钱。
“这是三千二。”她把钱递给我，“你拿着。”
我没接。
“阿妈，我不能要。这是给妹妹的学费。”
“妹妹的学费我再想办法。”她把钱塞进我手里，“你出门在外，没钱不行。”
我攥着那沓钱，厚厚一沓，全是零钱。阿妈攒了多久？一年？两年？
“阿妈……”
“别说了。”她转过身，又蹲回火塘边，“饿了吧？煮洋芋吃。”
那天早上吃的洋芋，蘸着盐巴和辣椒面。阿妈没吃，说吃过了，但我知道她没吃。她蹲在火塘边，一直往里添柴。
阿达坐在门槛上，背对着屋里，望着远山。手里攥着酒瓶，从昨晚喝到现在，也没见少。
我端着洋芋走到他身边，蹲下。
“阿达，我明天走。”
他没动。
“阿呷哥买的票，下午三点到成都，晚上的火车。”
他还是没动。
我啃着洋芋，望着他望的方向。山那边还是山，一层一层的，越远越模糊。那些山我爬过无数次，追岩羊，砍柴，采药。每一座都知道名字，每一条路都知道通向哪儿。
但明天开始，就看不到了。
“别丢人。”阿达突然说。
我转头看他。他还是没动，还是望着山。
“出去别丢人。”他又说了一遍，“彝人不能丢人。”
“知道了。”
他站起来，把酒瓶递给我。我接过来，喝了一口。辣，呛，烧喉咙。他又拿回去，自己喝了一口，然后走回屋里，躺在铺上，面朝墙。
那就是告别。
那天下午，阿呷哥来叫我。
他骑着一辆摩托车，二手的。他比我大六岁，出来混了八年，现在算是个“有门路”的人。
“拉龙，走了。”
我背上包。包里就几件换洗衣服，两双胶鞋，一袋烙饼，一瓶辣椒面。还有那三千二百块钱，缝在内裤里，走路都硌得慌。
阿妈站在门口，没出来。
我走到她面前，跪下，磕了三个头。彝人不兴这个，但我在电视里看过，觉得这样好。
阿妈还是没说话。她的手放在我头上，摸了一下，又一下。她的手糙，满是裂口。
“阿妈，我走了。”
“嗯。”
“妹妹回来你跟她说，好好读书，考到北京来。”
“嗯。”
“阿达的酒，你管着点，别让他喝太多。”
“嗯。”
我站起来，上了阿呷的摩托车。
车发动的时候，我回头看。阿妈还站在那儿，站在那间土屋门口。没哭，没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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